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海滨，闽江穿境而过。元朝时分福州、兴化、建宁、延平、汀州、邵武、泉州、漳州八路(相当于府的行政区划)，明朝时改为八府，历清朝无变革，故有“八闽”之称。
还有一种说法。晋时中原战乱不断，中原大族南迁，始入闽者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入闽后先在今闽北地区及晋安(福州)定居，而后渐向闽中、闽南沿海迁居，史称“衣冠南渡，八姓入闽”，故称“八闽”。
福建是蒋家王朝败亡台湾的最后一站。
筹粮支前
1949年8月11日，长江支队、华东南下干部(200余人)和在福建坚持地下斗争的干部，由新成立的福建省委组织在建瓯召开会师大会。会议要求：首先做好接管工作，发动群众开展征粮征款，支援前线，吃饱饭，打胜仗;其次，开展剿匪、除霸，稳定人心，安定秩序。这几项工作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单打一，一切保证支前。
其时，三野10兵团10万余人正在与国民党18万残余作最后的决战，巩固现有解放区、筹粮支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还未全部解放的福建，刚成立了两个地委，一是建瓯，二是南平，分别由太岳、太行各一个大队接管。长江支队第五大队负责接管的龙溪地区(漳州)，当时尚未解放。其时，隶属第五大队的120多名林县南下干部，主要任务是和第五大队成员一起服务支前工作，随军前进，解放一个县，就接管一个县。1949年9月23日，漳州除东山县外全部解放，长江支队第五大队成员才全部进入漳州。
新来乍到，立足未稳，就面临紧迫的筹粮重任，这对数千名南下干部来讲，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刚刚解放的福建，满目凄凉，遍地饥饿。一方面老百姓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另一方面地主、恶霸、土匪屯粮抢粮，蠢蠢欲动。一方面是广大群众对新来的军队和干部缺乏信任，敬而远之;另一方面国民党残余、潜伏的特务勾结地主、恶霸、土匪，造谣惑众，趁机作乱。
“吃苦并不怕，但最大的问题是语言不通。”石有泉，1929年10月出生，原康镇人，南下时任漳州市海澄县司法科科长。他在谈到他和战友刚到漳州的情景时说。
语言不通，就得找“翻译”。先是通过当地干部联系积极群众，但等人一走，曾和长江支队队员接触的群众就遭殃了。“连江县小沧乡一个姓林的户籍员，在工作队走后，就被地主活埋了。”张全金，1927年10月出生，桂林镇人，南下时任长泰县委宣传部干事、县委秘书、办公室主任，现在是漳州市长江支队研究会名誉会长，他在讲到筹粮工作队刚下乡的困难时说。
“一个人不敢单独出去办事，不带武装根本进不了村。”郝锦章，1931年出生，采桑镇葛木村人，南下时在海澄县组织部工作，现在是漳州市长江支队研究会会长。他在说到当时情况时说，国民党残余、特务勾结地主、恶霸、土匪，与新政权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漳州下辖的南靖县是土楼之乡。1950年3月16日，一个叫梅林的屯粮点被土匪包围，刚筹集的11万斤粮食可能被抢，情况危急。征粮工作队组织公安、民兵队伍奋力反击，打死3人，打伤一人。28日，土匪卷土重来，又被击溃。
“筹粮支前15个月，南下干部付出了血的代价。仅在1950年，地主、土匪、恶霸、特务相互勾结，打死、活埋、致残海澄县干部群众61人。”石有泉曾参与南下海澄纪念册的编写工作，时间、人数记得清楚。
“土匪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要夺回来，地主手里的粮食要强征出来，不法粮商的要征借出来。群众看到我们和他们一条心，积极性很高。”王治国，1928年10月出生，东岗镇人，南下后曾任东山县县长。说到当时怎么筹粮，老人声音高了许多。
当时，福建各县实行的是旧政权时的税收制度，乡、村两级的底册都在甲长、保长手里。出布告让他们自报，他们不配合，只好把他们“请”到区公所，严令他们交出来。在吃清底子后，废除旧税收制度，实行老解放区的派购制，按田地亩数征派。这样一来，老百姓高兴了。因为这不是国民党时的办法了，实事求是，该谁缴多少，就缴多少。一听说没收了地主的粮食，群众很高兴，抢着往兵站运送军粮。建瓯一个区，仅用4个月就筹粮600万斤。
规范合理的粮食征购制度和紧紧团结群众打击地主、恶霸、土匪的政策实施，使南下干部入闽后的第一项工作进展神速。但福建尚有5万匪患，土地改革还未进行，朝鲜战争业已打响，更为严峻的考验还在等待着南下干部。
土改镇反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在福建搞了名目繁多的匪特应变组织，溃散士兵与土匪集结山头，公开与人民为敌。不少特务与当地惯匪勾结，明散夜聚，抢劫民财，杀害干部群众。逃往台湾、金门的特务机关不断派人携带武器、电台，潜入福建“收编”土匪，伺机反扑。
“土匪与特务嚣张得很，晚上街上除了巡逻值勤的干部，基本没有群众。”崔五喜，1928年9月出生，合涧镇人，南下时任海澄县公安局通讯员。他在谈到解放之初的治安形势时说。
嚣张到什么程度?一、公开给县长、公安局长送恐吓信，要人民政府限期“缴枪”“交权”;二、县城和集镇周边的土匪、特务，一到晚上就在政府周围打枪、扔手榴弹，制造混乱;三、山上的土匪明目张胆四处向群众“派粮派款”，勒索群众钱物;四、在县与县的交界处，山上土匪公开搞“阅兵仪式”，向人民政府示威;五、强迫、收买当地民兵上山为匪，暗杀、活埋区干部、民兵、农会代表;六、造谣惑众，散发传单，制造“世界大战就要发生”等谣言。那时，相当一部分山头、孤岛仍被反动势力控制。他们公开叫嚣：抓一个本地干部赏50个银元，抓一个南下干部赏100个银元，抓一个区以上干部赏200个银元。
海澄县(后改为龙海市)是漳州较小的县，也是南下林县人较为集中的县。在1951年，该县被土匪、特务杀害的干部群众就有30多人。海澄县内溪乡六口碑村陈森淼一家6口，一夜之间全被杀害。该县大土匪黄河东一人就背负130余条人命的血债。
1950年10月以前，福建的剿匪镇反工作存在右倾偏向，群众颇有意见。他们说，共产党啥都好，就是对坏人有点手软。为此，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福建大规模以打击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为重点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式展开。当时，就运动进展情况，县委书记还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
此前的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两个文件，要求放手发动群众，废除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各县、区分设土地改革委员会，党委一把手直接领导土改。1950年 11月30日，福建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加紧剿匪镇反及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决议》。土改与镇反同时展开，以土改赢民心、建新政，以镇反平民愤、助推土改。
在同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国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区一级基层干部始终处在斗争的最前沿。1949年底至1951年底，共有34名南下干部，为福建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其中就有林县的马玉俊。
马玉俊，曾用名马全，东姚镇安家峪村人，1919年出生，194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后任海澄县第一区区委副书记、组织委员。1950年7月 10日下午，当地匪首苏万才潜回老家活动。马玉俊获悉后带民兵前往围剿，在与土匪的战斗中，马玉俊身中三弹，英勇牺牲，时年31岁。
“关他一批，抓他一批，杀他一批，管他一批，不消灭土匪、特务、恶霸决不收兵。”1950年10月以后，随着土改工作的进展，剿匪镇反运动集中展开。当时，各县、区采取的主要措施为：一、依法镇压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二、联合县大队，发动群众，组建民兵，捕捉散匪;三、与驻军、公安武装合作，进剿团匪。到 1951年底，仅海澄县就消灭匪特9股，击毙匪首、特务155人，镇压恶霸47名。1952年底，福建境内的主要土匪、特务势力被全歼，人民政权得以巩固，人民群众敢说话了，与新政权的关系更为密切。
林县的土改进行得早，尤其是“桑园整编”以后，林县的土改不仅进行得彻底，也为其他解放区积累了成功经验。有了土改的经历，林县的南下干部在福建当时的土改中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先是设立减租、减息试点，而后建立农会、发动群众诉苦、划分成份，最后没收地主剩余的生产资料，征收富农多余土地，对土地、生产资料等进行再分配。海澄县是1950年福建确立的首批土改试点县，1950年12月开始，到1951年3月完成第一批土改。整个漳州市在第一批土改结束后，109个乡的农民每人分得稻谷72斤，平分地主房屋8160间，平分农具和家具8.52万件、耕牛1500头。
漳州地处闽南，与台湾距离最近。当时，在剿匪镇反工作告一段落后，漳州还面临艰巨的海防任务。1953年7月16日，国民党“反攻大陆”首选漳州市东山县，他们以四个主力团、两个海上突击队、两个伞兵中队共13000余人，在飞机、军舰、坦克掩护下，向东山发起猛攻。已是东山县县长的谷文昌身先士卒，带领训练有素的“东山民兵”积极支前，发动群众保卫家园，最终东山保卫战取得了辉煌胜利，共歼敌3379人，击沉和缴获舰艇7艘，击落击伤飞机2架，缴获轻重机枪128挺……毛主席在接到捷报后称赞说：“东山战斗不光是东山的胜利，也不光是福建的胜利，这是全国的胜利。”
东山保卫战的胜利，为福建赢得了长久的和平。从此，南下干部与福建人民一起开始了建设福建、繁荣福建的伟大征程。
建设闽南
从县政府成立，到废除福建旧有的乡镇保甲制度，成立区公所、村公所，从开展人民政权选举到建乡立镇，到1958年，福建全省的地、县、乡(镇)、村四级政权全部建立完善。在南下干部接管龙溪(漳州)之时，除少数干部留地(市)直机关外，大部分参加组建了漳州下辖的县、区级党政群团领导班子。尤其是地处太行山区的林县人，更是克服了人地两生、语言不通、气候不适、习惯不同、环境复杂等一切困难，在地处闽南的漳州地区扎下根来。
在老解放区成长起来的林县人，把闽南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工作中勇挑重担，生活中以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解放福建、建设福建中屡立新功。1950年 10月，漳州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在“林县南下干部”比较集中的海澄县，人民群众踊跃捐款捐物、报名参军，曾捐献“海澄号”战斗机一架。此后，一大部分林县人相继走上领导岗位，他们舍小家顾大家，一心为了福建人民的幸福不辞辛劳，甚至流血牺牲，书写了一篇篇可歌可泣的奋斗篇章。林县南下干部谷文昌就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一个铭刻在人民心中的共产党人。
1950年5月，谷文昌从漳州出发随解放军渡海峡(八尺门海峡，东山与大陆的分界线)解放东山岛，先后在东山县担任城关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长、县委书记，1964年调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文革”期间下放宁化县农村劳动，1972年后曾任龙溪(漳州)林业局长、农办主任、副专员。
千百年来，东山人民被风、沙、旱、涝压得抬不起头、喘不过气。已是县委书记的谷文昌为此经常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做梦也在想着战胜风沙，根治旱涝。“挖掉东山穷根，必先制服风沙。”经过多次讨论，县委、县政府思想统一了，谷文昌带领群众踏上了治理风沙的漫漫征途。
谷文昌带着林业技术员，探风口、查沙丘，走遍了东山的大小山头。他走村串户，和干部、农民促膝谈心，制定了“筑堤拦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的方案。 1956年，东山县第一次党代会通过了全县绿化、根治风沙的决议，谷文昌号召全县人民“苦干几年，将荒岛勾销，把灾难埋藏海底”。1957年，调查组在一个村的沙丘旁发现了6株挺拔的木麻黄，谷文昌第二天就带着县区乡三级干部来到6株树旁。木麻黄在这里能活，全东山岛就能种活。1958年，谷文昌亲任指挥，发动群众和驻岛部队、机关干部、工人、学生，种下1000多万株木麻黄、黑松、相思树幼苗。不料，连续一个月的低温，刚种的树苗仅仅成活了9棵。谷文昌痛心地来到种树现场，对技术员和随行的同志说：“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大家看，不是活了9棵吗?能活9棵，就能活九千、九万棵，绿化全东山。”吃一堑长一智。东山县委组成了以谷文昌任组长的试验小组，种下了20亩木麻黄试验田。为了在全县造林，东山制定了新政策：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前屋后个人所有。政策调动了群众积极性，试验坚定了群众信心。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天一下雨，东山人民就冒雨出动，先后植树8.2万亩，400多座山头、3万亩沙滩，全披了上绿装。几年下来，全县形成每条50至100米、总长达194公里的177条林带，覆盖了东山大地。
东山解放后，面临一个特殊的群体。当年国民党撤退台湾时，从东山县抓走了17岁—52岁的男子4700多人。如果按当时论，这些被抓丁的家属应是“敌伪家属”。时任组织部长的谷文昌大胆提议，将“敌伪家属”改为“兵灾家属”，对他们不歧视，经济上平等对待，困难户予以救济，孤寡老人由乡村照顾。一项德政，十万民心。1953年，国民党派重兵攻打东山岛，这些家属恨透了国民党，他们说：“死了做鬼，也愿为共产党守岛。”1958年，“浮夸风”劲吹，谷文昌顶住压力，实事求是;全国大炼钢铁，谷文昌说：“东山没柴烧，又没有矿，怎么炼?”上边催得紧，他让人砌了一个炉子应付。大办食堂群众没饭吃，谷文昌让渔业部门向群众出售杂鱼，不让饿死一个人。谷文昌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不搞特殊，他虽是县委书记，但大部分时间在基层。群众说，谷书记的心里装着群众。
东山地处闽南东南海域，与大陆的最近距离不过500多米，一个海峡把东山变成了“孤岛”。“海岛变半岛”是东山人民千百年来的期盼。谷文昌说：“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工作。”他毅然拍板：修一条海堤，把海岛和大陆连接起来。谷文昌亲任组长，带领筑堤大军，经过一年多的奋战，于1961年6月筑成了一个高5米、底宽110米、顶宽 13米、长569米的大堤和一条高21米、长4公里的渡槽，不仅将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云霄县的淡水引进了东山。
谷文昌心里有群众，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被下放后，他千方百计帮着生产队抓生产，群众称他为“谷满仓”;在水库劳动，他任总指挥，和民工吃住在工地，经过一年多的劳动，改变了当地群众缺水缺电的历史。而对自己的家人，谷文昌总是严格要求，不让给女儿安排工作，不让给爱人提工资，不让家里添置木家具(任省林业厅副厅长时)，不让给儿媳调动工作……“不带私心干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是谷文昌留给后人的铮铮誓言。1981年1月30日，谷文昌不幸被病魔夺去了生命。1986年，东山县委根据谷文昌的心愿和群众的要求，把谷文昌骨灰安葬在了东山赤山林场。1990年，东山全县青少年集资，为谷文昌塑像。丰碑，由事业和人心铸成。谷文昌把一生献给了福建，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60年弹指一挥。以谷文昌为代表的林县南下干部，把福建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与当地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书写着八闽的辉煌。他们中的多数人员，长期担任福建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其中10多位担任了地厅级领导，50多位担任了县处级领导职务。他们是福建社会主义建设的开拓者、组织者。他们如同革命种子，在福建扎根、发芽、开花，缔造了人生传奇，创造了鼓舞后人的“南下精神”。“一心为党，四海为家，两山儿女，功在八闽”是对他们精神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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