陡峭的山崖上，水渠依绝壁蜿蜒而行，绵延1520公里，比从伦敦到维也纳还要远一些。渠壁用形状不一的石块砌成，约两层楼高，很难想象50年前在那个中国最困难的年代，河南村民们是如何自筹数千万元靠手工劳作劈山填谷修建了它。
这条被前来参观的联合国官员迪曼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有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名字:红旗渠。1965年4月5日总干渠正式贯通，结束了林州祖祖辈辈缺水的历史。
为了修建这条渠，人们削平了1250个山头，打通了211个隧道，挖土石方1818万立方米，工程量相当于从最北部的哈尔滨到南部的广州修筑了一道高三米、宽两米的“万里长城”。
“有外国人曾经说，红旗渠只有在中国能够建成。”林州市(原林县)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蕾说。“当时的中国人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是他们有信仰，全国上下一盘棋，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诱惑，都不会放弃，都会想办法把事情做成。”
3月27日到林州调研的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说：“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在那个时代或者说在当代的缩影。”
世代盼水想水
林州位于中国中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在《林县志》里，“旱”是一个高频字。从1436年到1949年的514年里，林州发生旱灾100多年次，大旱绝收30多次，人相食5次。1942年到1943年大旱，饿死1650人。
在林州，当年家家户户都有吃水的井。为了保护这一重要私产，井口修得只有自家桶可以进出。井水吃干了，人们就要去十几里外挑水。67岁的张买江还记得常常天不亮就去排队，用半天的时间挑回一担水。
在这里，水是如此珍贵，以至于人们舍不得用它来洗漱。张买江说:“有些老辈的人一辈子只洗过三次澡：出生、结婚和断气。”
浇灌庄稼更是不够，村民只能看天吃饭。有收成的时候，人们把糠糊成一堵墙，留着荒年吃。遇到自然灾害，他们就以野菜和谷糠为食，因此有“糠菜半年粮”的说法。过了秋，人们就只吃两顿饭。张买江说，因为肚里没食物觉得冷，大家就晒太阳。
“买江”这个名字寄托了当地人对水的期盼。1959年，时任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提出从邻省山西修渠引入漳河水的想法，获得人们一致赞成。
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大干八十天，引来漳河水”，没人想到，工程一干就是十年。
为水流血流汗
修渠，几乎家家都出了人工。
按规定，年龄在18岁到60岁之间的青壮年负责修渠，但不符合条件的人往往瞒报年龄去了工地。当时林县人口50多万，其中30多万人参与了红旗渠的修建。
秦荣珍上工地时22岁，最初是用扁担抬土石，尽管戴了“大肩子”(厚垫子)，最终肩膀上还是生出了老茧。
危险随时可能发生。“我正在山上干活儿，上头一块大石头削(滚)下来了。我就跑，倒了就削，石头也削，下来以后我就哭了，姐妹们说‘幸亏你和石头没削到一块儿，不然就成了饺子馅了’。”她撩头发的左手上留着一道一寸多长的伤疤。
在秦荣珍家的堂屋里，墙上挂着当时她戴过的柳条编的安全帽。
红旗渠总干渠1965年通水，而分支的工程持续到1969年才结束。从1960年到1969年，有81人为修渠牺牲，最大的60岁，最小的17岁。张买江的父亲张运仁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放炮炸石头时发现一个炮没响，就跑出安全洞提醒大家躲避，自己却不幸被飞石砸中。
父亲牺牲后，母亲就把13岁的张买江送到了渠上。“当时的想法是，‘宁愿当日苦，不要辈辈苦’。”他说。
不过，要完成红旗渠这样一个大型工程，仅靠吃苦显然是不够的。子承父业的张买江也成了炮手。他注意到，点炮时要等一个炮响了以后再点下一个，不然落石很危险。
怎么能效率高一点儿?
他想到一个办法:把捻子做成不同长度的，等最后的也是最短的捻子点着，第一个炮才响。
由于当时点炮不能用明火，他又想到在捻子的最前端涂点火药，掐表计算时间，以便非常好地控制放炮的速度。“最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可以一次用20分钟放72炮。”他得意地说。
秦荣珍等人后来成立了“铁姑娘队”，专门负责打炮眼。为抢进度，她们五人一组，中间一人手臂张开分扶两钎，每侧两人交替抡锤砸。因为扶钎子的人像鸟，施工地在凤凰山，人们管这种打钎方式叫“凤凰双展翅”。
“抡锤子最累，可扶钎子的手被震得虎口又麻又疼，到了晚上得握着手才能睡着。”她说。最初不熟练时，锤子会砸到手。“后来熟练了，闭着眼也能砸到钎子头。”
或许最重要的创新来自被称为“农民水利土专家”的路银。当时水平仪不够用，他就在盛了水的洗脸盆里放个空碗，碗上放根小直棍，通过棍子两端和测量点连成一条线来判断水平。
通水时的情景，张买江永远都记得:十多万人聚集在干渠边哭成一团，边哭边喊“毛主席万岁”。在那个年代，毛主席是他们的精神支柱。
遗产，远不止一种
沿着红旗渠走短则十几米、长则五十多米，就能看到写着公社名的标识。责任制保证了工程的质量，使这个最初设计使用寿命为20年的水渠至今仍在工作。
红旗渠解决了林州的用水问题。李蕾说，林州每年城市供水一半以上来自红旗渠。这些水主要用于灌溉和工业用水。水也涵养了林州的生态。“现在这里植被繁茂，自然气候也有所改善，更加湿润了。”
有了水，林州经济改善了。张买江记得，通水前好地亩产也就200多斤，通水后一般的地亩产都能有八九百斤。现在林州的经济已经稳定在河南省前十的位置，2014年全市生产总值为450亿元，是修渠时的6400多倍。
修建红旗渠为林州培养了一批建筑人才。现在林州经济的60%左右来自建筑业。
祖父和父亲都参与过修建红旗渠的李林安，1983年到了北京，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在村里，我们住的全是平房，很少见到楼房，在北京盖的都是五六层、十多层的楼。”
他从搬砖和砌墙做起，又学会了做电工和技工。后来，他成了红旗渠建设集团的负责人，修建了北京亚运村、小汤山非典医院、奥运“鸟巢”等建筑。集团现有员工3.5万人，2013年承包了科威特的学校工程，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国内的建筑市场逐步饱和，我们要向外面发展。‘一带一路’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遇进军中亚、东亚和欧洲。我们就要像父辈修红旗渠一样去打拼，”他说。
铁匠铺，是红旗渠的另一个“遗产”。工程结束后，很多锻造修渠工具的作坊保留了下来，现在钢铁、重工、汽配也是林州的支柱产业。
从一个铁匠铺起家的林州第一家民营上市企业林州重机集团董事长郭现生说:“没有红旗渠，就没有我的今天。”
当年得知红旗渠开工，他父亲辞掉了太原钢铁厂的正式工作，回来当铁匠。两年后，郭现生出生。
1982年，父亲承包了大队的铁匠铺，郭现生也回到铁匠铺跟着父亲学打铁，此后父子俩摸索着开始为煤机厂做配件。最初产品卖不出去，父亲就打发内向的郭现生出去跑市场。“干不好承包的铁匠铺，在大队抬不起头，只能上吊!”父亲说。
慢慢地，父子俩赚了钱，组建了林州重机。1995年就遇上了煤炭行业的寒冬。煤机企业不景气付不了货款，郭现生就用自己企业的煤机配件，换来煤机厂的综采设备，再换来煤矿的煤，再到钢厂换来钢材生产配件，每转一手，就多挣一些，就这样不仅挺了过来，还赚了数千万元。
如此精明的企业运作，在郭现生看来，是红旗渠畔最朴素的生存智慧。
“小时候，兄弟姊妹6个，人多家穷，为了吃饱饭，母亲就将打来的粮食换成挂面，1斤挂面再换成3斤红薯片，1斤红薯片再换成8斤稻糠，把稻糠和面粉掺在一起吃，全家1年的口粮就有了。”他说。
如今，林州重机正在谋求转型，向油气综采设备、金融租赁、工业机器人和虹膜识别技术四大板块发展——这四块的灵感都来自煤炭开采业。而虹膜识别技术的初衷是为了辨识井下矿工。
郭现生正和国内三家手机知名企业洽谈，“不久，扫描虹膜开机的手机就会面世”。
林州人从修建红旗渠中发现了自己的创造力，然后走出大山、发展企业，凭借的都是吃苦耐劳和创新精神，“这就是红旗渠留下的遗产，永远不会过时。”李蕾说。
41岁的她曾是一名红旗渠讲解员。她坦言，这些年来对红旗渠的认识是不断加深的。
她一家三代人都修过渠，母亲是第一代红旗渠讲解员。她五六岁时第一次跟母亲到红旗渠。“当时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是往水里扔了几个小石头，算是跟它打了个招呼。”她说。
工作久了，不同参观者提出的问题让李蕾对红旗渠有了更多思考。参观者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在今天，红旗渠还能否修成。
李蕾最初的回答是：“一定能!”
后来，她会讲，当时林州全年的经济收入只有700万元。在6860多万元的累计投资中，国家投资1025.98万元，其余超过85%的投资都是地方和群众自筹。这依靠的是人的信仰。时代不同了，只要信仰还在，红旗渠就可以修成。
而现在，她的答案是:“这个红旗渠已经修成，然而我们还在修着更多的‘红旗渠’：有经济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只要人们像修建红旗渠的时候一样，感觉是在为自己做事，干什么都不会有委屈，干什么都可以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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