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杨保章，城郊乡上庄村人，今年65岁。在红旗渠即将迎来她通水50周年之际，作为一名林州人，我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也曾参加过修建红旗渠，红旗渠的渠岸上记载着我青春的足迹、浸染着我辛勤的汗水。
我常常向同事、朋友讲述修渠时发生的故事，他们感到很惊奇，感到不可思议：“你也到红旗渠总干渠劳动过，那时你才几岁呀，怎么会修红旗渠呢?”
重回故地
今年春节过后，我曾先后两次回到当年的修渠工地，寻找昔日修渠的印迹，回忆过去的峥嵘岁月，感悟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
正月初五，大年还未过完，我在家人的陪同下，驱车赶到任村镇阳耳庄村——我当年修渠战斗过的地方。沿着蜿蜒曲折的阳耳庄至盘龙山公路，来到了红旗渠岸上。站在山头上，红旗渠如一条巨龙在半山腰回环盘旋，煞是壮观。踩着太行山花岗岩砌成的坚硬宽厚的渠岸，我找寻着昔日的一些印记。虽然经过50多年的风雨侵蚀，但“城关公社上庄营”的石刻依然清晰可见。看着渠水欢快地流淌，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我在渠岸上整整徘徊了三个多小时，久久不愿离去。
3月6日，时令已是惊蛰，我又和老乡、原安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高福生等人来到阳耳庄村。惊蛰遍地开，山乡春来早。渠边的柳树早已换上了新装，柳枝随风飘舞。渠下的梯田内，是一小块一小块绿油油的青菜。仰望山上，50多年前的采石场还依稀可见，耳畔仿佛还听得见轰隆隆的炮声。昔日的驸马祠堂哪里去了?沿着山路向上走去，突然发现了一处雄伟壮观的碑林，听人介绍，这就是杨氏祠堂。我重新走在渠岸上，看着波光粼粼的渠水，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修渠的点点滴滴，如电影一样一幕幕呈现在眼前。
初上工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刚满十四周岁还在林县一中上学的我，利用暑假期间，顶替生病的父亲出工去修红旗渠。那天早上,母亲为我做了小米稠饭，还专门为我烙了熟红薯掺白面的油饼做干粮。从我家城关公社上庄村，到任村公社阳耳庄村大约70华里。我是第一次出远门，早上出发，赶到修渠驻地时，太阳已经落山了。我的腿直打哆嗦，站不起来，脚一着地便揪心般的疼痛，脱下鞋一看，双脚磨了好几个大水泡。
驻地离修渠工地大约500米，上工时每个民工都得从山脚下背着沙或水泥等材料，装袋子的叔叔看我年龄太小，有意给我少装了一锹沙，我便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咋了，小瞧我!”谁知上山还没走一半路，我便气喘吁吁地走不动了，只好走几步歇一会。沙袋在两个肩上来回倒腾。等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赶到工地时，大队民兵营长贺用山来到我的面前，瞪着牛眼珠般的大眼睛，满脸络腮胡子看不出表情，瓮声瓮气地说：“小保章，你不好好读书，来这儿受这罪干什么?你看这里哪有你干的活，趁早回去吧!”我低着头很委屈地说：“放暑假了，我爹病了不能出工，我来替俺爹。”正在这时，身高体壮的邻居义德叔赶紧走到我面前，对营长说：“小孩已经来了，就让他同我一组推石头吧，干几天不行再说。” 贺营长点了点头，我高兴得扭头就跑。突然一声“回来”，又让我愣在了原地，这时的贺营长已经没有了凶神恶煞的模样，到我跟前慈祥地说：“孩子，在山上和石头打交道，要多长个心眼，一定注意安全，收工时晚回去一会儿，看有没有丢下工具，顺便把咱大队的红旗扛回去，第二天再扛上山来。工分不少给你。”我听罢感激地向他鞠了一躬，心里乐滋滋地干活去了。
当时修渠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全县设总指挥部，公社设分指挥部，大队以营为单位，生产队是一个排，三个排为一个连，上下工听军号指挥。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减少修渠或采石头放炮带来的危险。
修渠的工序比较简单，先有公社组织爆破组，把山上的石头炸下来，然后按民兵营修打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石块，再由民工从石料场，用小推车将石块运到红旗渠旁，完成第一道备料工序。第二道工序是垒砌渠岸，即民工在石缝中刨出土，掺上石灰和成泥，用铁锨送到砌石匠指定的位置。这时，两个抬石头的人，用木杠和铁链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抬到匠人跟前，匠人将大小不等但比较规则的石块砌成渠岸墙。当时的水泥非常珍贵，只能把各石块间的缝隙扣条小缝。把沙及水泥和成水泥灰，填满小缝与石块齐平。这样既防止渠岸渗漏坍塌，又可保证渠内水流畅通。为了保证工程质量，便于追究责任，我们民兵营在修成的渠岸顶刻上“城关公社上庄营”的字样，并用箭头标示修渠距离。几个看上歪歪扭扭很不起眼的小字，折射出红旗渠成为世界奇迹的硬道理。
“洋学生”轶事
我参加修渠的时候，我们国家已经度过了1960年自然灾害，吃饱肚子不成问题，但由于劳动强度大，干活时间长，吃罢晚饭，我便像泥一样瘫在了铺上，夜里有尿也憋不醒，连续几天都尿在了褥子上。我怕丢人，起床后便不叠被子。房东大娘知道后，每天都悄悄的帮我把褥子晒干，还特意告诉邻铺，晚上要把我叫醒撒尿。邻铺说：“别说叫了，推他、扯耳朵都不醒，我真没法了。”大娘说：“看你笨的，捏住鼻子不就把他憋醒了”。
一个星期以后，我便适应了过度的劳累，晚上可以自己醒来撒尿了。晚饭后也能和工友到阳耳庄东边的小河边，洗洗脸、刷刷牙，在凉风习习的月光下朗诵一首古诗，或背诵一段俄语，有时还惹得民工一些议论：“这洋学生呜里哇啦地说些啥呀，这孩子能吃了修渠的苦，又肯学习，长大了肯定有出息。”记得有一天，下起了雨不能出工，民工们大都躺在被窝里睡懒觉，我悄悄地躲到一个叫驸马坟的祠堂里看小说。我陶醉在故事的情节中，不知不觉过了午饭时间，几个民兵排长在雨地里到处找我，淋得像落汤鸡似的。找到我后大家不但没有半句怨言，还鼓励我好好读书。炊事员崔大爷还特意为我备了一碗肉菜，放在灶火旁，说是下雨天改善生活，趁热吃了吧。我接过热气腾腾的饭菜，好长时间没有动筷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扑簌簌的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从此，“洋学生”的绰号便在工地上传开了。
山坡遇险
我所在的推石头组，每两人一个小推车，任务是把山顶上打造好的料石推到半山腰的渠岸边。装上石头往下推时叫重车，卸了车往上推时叫轻车，重车和轻车两人轮流着推。由于我年龄小，个子矮，推重车根本就站不起来，只能上山时推轻车，下山时用绳子从车后拉着小推车减缓速度。有一天快下工时，李义德叔叔推车的刹车绳突然断了一根。小推车在陡峭的山路上快速地向山下冲去。前面不远处就是推石头的队伍，一场车毁人亡的悲剧即将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看到有个大木桩插在山坡上，情急之中快速将拉绳在木桩上绕了半圈，车速猛地降了下来。由于惯性，小推车车头一歪，倒在了路旁，一场事故瞬间得以避免。我的脸吓得煞白煞白，瘫坐在木桩旁，呆呆看着木桩。
原来这是一个宣传牌，木桩碗口粗细，一米多高，迎山的上下两面削得平展展的，一面写着“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一面写着“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这个木桩平时不知看过多少遍，标语也读了无数次，可在我的心目中没有留下一点印记。自从这次事故后，我对木桩有了救命之恩的感觉。可是事故的阴影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当天夜里，晚饭也没吃就躺下睡觉，由于惊吓，半夜发起高烧。当我从昏昏沉沉中醒来，发现是房东大娘在给我扎人中穴，还熬了一碗放了红糖的姜汤。贺营长、义德叔、还有公社的医生也都在场，正商量着明天把我送回家的事。我坚决不答应，坚持要挣工分替义德叔修车。贺营长安慰我说：“孩子，别难过，不想回家就留下来吧，但你必须写份检查，把事情的经过如实写出来。”
第二天，我又扛着旗来到了工地，与以往不同的是，我自作主张把城关公社上庄民兵营的红旗绑在了大木桩上，对着木桩和红旗，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心中觉得轻松了许多。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我写的事故检查，不知道怎么变成了表扬稿很快在工地传开了。意思是修渠队伍中的“洋学生”急中生智避免了一场伤亡事故。
又过了几天，听说公社社长要来我们工地检查质量和进度。我当时不知道公社社长是多大的官，心想一定很牛吧，也许是戴眼镜穿中山装的学者。正在我想入非非时，一个民工模样的人走到我面前，用粗糙的满是老茧的手摸着我的头问：“你就是‘洋学生’吧?”我惊讶地说：“你怎么知道啊?”他把我拉到身边，用手按着我的头，在肩膀处比划了一下说：“你头上刻着字呢!我能认不出来吗?好好干吧，‘洋学生’，修成红旗渠，将来你们是受益最多的人。不信，50年后你再来看一看。”摸我头的民工笑眯眯地走后，大伙儿一下把我围了起来，议论纷纷：“‘洋学生’，你真了不起，才来几天，就让社长给表扬了，我们修了这么多年渠，还没给社长说过一句话哩。50年后再到这儿，可千万别忘了我们啊。”
一个月的工期很快结束了，除了砌石墙，所有工序我都干了一遍。回家时同样走了70里的路，可我一点也没累的感觉。一个月的时间与65个春秋相比虽然短暂，但林州人吃苦耐劳、淳朴善良的优秀品质，潜移默化地融进了我的血液中，让我受益终身，并激励我在日后的工作中努力奋进。 (杨保章 口述 陈广红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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